第二章 步步惊心——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和维多利亚的登基之路

第一节 辉煌与困境

维多利亚出生之际的英国，正值风云激荡的欧洲大革命悄然谢幕，而新兴工业社会方兴未艾。长达20年的拿破仑战争对英国而言无疑是一场辉煌的完胜，在伦敦市民的眼中，当整个欧洲雌伏于红、白、蓝三色旗的淫威之下时，是不列颠凭借着海上力量、商业资本和顽强意志拯救其于铁蹄之下。那么在未来欧洲的政治版图上，英国自然应该发挥舵手乃至主宰的作用。

反对工业化的“卢德派”

但无情的现状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为了豢养海陆军这两头巨大的吞金兽，英国政府同样支出了高昂的军费，更为惨重的损失来自于拿破仑封锁欧洲时期的贸易战，由于进出口额的锐减，英国本土工业凋敝，制造业发达的北方和中部地区尤为明显。失业的工人打着反对机械化生产的“卢德派”之名在各地打砸工厂，英国陆军被迫开入工厂区以维持治安。

低廉的工资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英国本土引发了广泛的骚动。如果再遇上荒年歉收，物价普遍上涨，人民无法承受那扶摇直上的粮价，骚动便随时可能升级为暴乱。不过在拿破仑入侵的威胁面前，伦敦当局只要绞死几个人，将敢于闹事者流放到殖民地便能平息事态，毕竟此时英国民众更愿意将自己生活的困难归咎于外部世界的敌对。

但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硝烟散尽，战时状态已经难以再压制英国社会普遍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本土大批极端主义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乔治三世父子所信任的托利党人对其毫无办法，只是颁布了一道所谓的《济贫法》便自以为天下太平了。

战争的结束本应意味着和平红利的到来，英国中产阶级早已对小皮特为了筹措军费而实行的10%以上的所得税制度深恶痛绝，饱受粮价困扰的普通市民则更渴望来自法国的进口小麦。但是执政的托利党人大多数是拥有大片良田的地主阶层，巨额的国债也令英国政府不愿轻易放弃每年高达1500万英镑的所得税收入。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管理英国经济事务的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自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作为托利党人，范西塔特自然不敢得罪自己的利益集团，于是由他在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规定，如果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不超过80先令，则不许进口外国小麦。面包价格上涨，令工厂主被迫向嗷嗷待哺的工人们增加工资。为了安抚资产阶级的情绪，范西塔特政策性地取消了所得税，但此举却令债台高筑的英国政府赤字飙升，经济更趋萧条。

1819年8月16日，一个名为“曼彻斯特爱国联盟”的组织在圣彼得广场聚集。这个来势汹汹的民间团体以诗人利·亨特为精神领袖，召集数万对现状不满的民众要求改革英国国会的选举制度、废除《谷物法》和《禁止工人结社法》。

利·亨特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英国文坛的地位来自于好友雪莱和济慈，但是文采有限的他却热衷于政治，最终在1812年因为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嘲讽乔治四世而锒铛入狱。出狱后的利·亨特出现在圣彼得广场之时，曼彻斯特的地方长官顿时大感紧张，为了防止这个口无遮拦的文痞再发不敬之声，大批骑兵奉命驱散人群，以掩护执法人员逮捕利·亨特及其主要支持者。

应该说曼彻斯特地方官员的做法完全依照了当时英国所颁布的《防暴法案》，但是在驱散人群的过程中有15人死于人踩马踏，“曼彻斯特爱国联盟”趁势鼓噪，称这一惨剧为“彼得卢战役”，俨然将自己比作了在滑铁卢对抗法国骠骑的英国步兵。而英国政府更是以“谋叛罪”将利·亨特送回了监狱，并大张旗鼓地颁布了禁止集会、游行、限制出版的“六条禁令”。一时间英国国内的政治氛围空前紧张，英国警方甚至破获了一个密谋刺杀所有内阁成员并夺取英格兰银行的暴动阴谋。

在民众的不满声浪之中，英国王室也再次成为举国瞩目的对象。战胜拿破仑长期以来被视为乔治三世当政时期的主要政绩，但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王室还是未能摆脱被公众打上愚蠢、无能标签的命运。出于对摄政王乔治四世的不满，英国民众甚至开始美化其父乔治三世当政时的岁月。甚至连昔日用来讽刺这位国王喜爱处理单调平凡的琐事多于政治的“农夫乔治”的外号，竟也成为赞美其朴实无华与节俭性格的代名词，而这种思潮却又恰恰是长期生活在父亲阴影之下的乔治四世难以忍受的。

“彼得卢战役”事件

1820年1月29日，在爱德华离世六天之后，长期饱受卟啉病困扰的乔治三世也终于驾鹤西去了，当了49年太子和9年摄政王的乔治四世终于熬出了头。急于彰显王权的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筹划与自己的合法妻子——卡洛琳王后离婚。面对威胁说要离开英国、返回汉诺威的国王，英国议会一时间束手无策。

但事实证明卡洛琳王后也不是省油的灯。她先于1820年4月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由她署名的公开信，将乔治四世和她的婚姻问题公之于众，以唤起舆论对她的支持。与此同时，卡洛琳王后还在英国政坛广泛寻找盟友，率先投入其帐下的是辉格党少壮派亨利·布鲁厄姆。

引发离婚风波的卡洛琳王后

律师出身的布鲁厄姆其实并不关心乔治四世和卡洛琳真实的婚姻状况，只是一心想把事情闹大，以便从中渔利。在其操盘之下，卡洛琳王后于1820年6月从德意志老家重返英国，随即成为英国民众反对乔治四世的一面旗帜。民众高昂的情绪，令英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地介入国王的私生活。上议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以调查在与乔治四世漫长的两地分居过程中，卡洛琳王后是否红杏出墙。

应该说以当时欧洲贵族圈的放纵，卡洛琳王后出轨的证据并不难找，很快便有诸多王后身边的男仆和女仆出面证明卡洛琳行为不端。但充分满足了猎奇心理的英国民众依旧狂热地支持着王后，在卡洛琳的伦敦住宅外面，每天都有许多人为她欢呼，她在公共场所出现时更是欢声雷动。

那些公认敌视王后的政客则遭到了石块的袭击。在“彼得卢战役”中被捕入狱的诗人利·亨特更写下多首讽刺诗来美化王后。当然真正给乔治四世的离婚计划以致命打击的，还是巧舌如簧的律师布鲁厄姆。他向公众出示了一份乔治四世于1796年写给卡洛琳的信件，其中赫然记录着国王明确解除王后“妻子义务”的内容。

被弄得灰头土脸的乔治四世只能消财免灾，开出每年5万英镑的年俸，以换取卡洛琳王后不在英国久居。虽然收下钱后答应和解，但在1821年7月，乔治四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式加冕之时，卡洛琳再度发难，企图闯进大教堂，英国政府只能以其没有入场券而将其阻挡在外。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此举伤透了这位苦命王后的心，还是她的丈夫采取了更为决绝的手段。总之，在乔治四世正式加冕的一个月后，卡洛琳王后便离奇去世。不过乔治四世仍不肯善罢甘休，非要将其棺材偷运出境。伦敦市民当然不肯答应，随即在伦敦商业区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出殡游行。

乔治四世的加冕典礼

面对随时可能失控的局势，乔治四世忧心忡忡。大法官埃尔登一针见血地指出：“下层社会都站在王后一边，但中上层社会则站在国王一边，只有那些浪子和企图通过不法途径谋取权力的人除外。下层社会无疑有聚众闹事的倾向，可是它受到密切的监视，不会出现大乱。”

而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大法官所预料的那样，围绕着卡洛琳王后所引起的骚动无非是英国民众不满情绪的一种发泄方式。随着英国的工商业开始复兴，群众骚乱开始平静下来，人民又本能地回到国王身边。但“王后危机”却深刻地提醒着英国后续的统治者们，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日益关心起王室的内部事务，塑造一个美满家庭的形象，不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

第二节 宿敌和盟友

英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束缚了其在外交上的动作。1814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可谓是西方世界最早的“联合国”雏形，除了由英、俄、奥、普、法五强主导之外，维也纳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更像是一场欧洲王室的豪华大派对，以至于主持会议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自嘲说：“开会不决议，开会只跳舞。”

拿破仑战争后重新分割欧洲版图的维也纳会议

但表面的一团和气之下，欧洲各国却各有盘算，不惜纡尊降贵、亲自到场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迫切希望吞并波兰，并将俄国的势力扩展到欧洲西部。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努力阻止俄国西进的同时，也在暗中争夺德意志诸邦的宗主权。本应作为战败国任人宰割的法国，也希望凭借职业外交官塔列朗的长袖善舞，重回欧洲大国的行列。

塔列朗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历经了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帝国和复辟后的波旁王朝，自然是八面玲珑的国际“老油条”。他启程前往维也纳之前，首先着手制定会谈方案，并找来了年轻貌美且对自己丈夫不满的侄媳多萝赛，充当自己主持大小聚会的帮手。

气冲斗牛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果然，塔列朗的巧舌如簧配合上多萝赛的风流多情，法国代表团在维也纳非但没有成为过街老鼠，反倒是如鱼得水。这一颇为滑稽的局面背后究竟是如何藏污纳垢，世人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代表伦敦的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在维也纳对法国的扶持，更多的是出于对英国“欧洲均势”政策的考量。

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欧洲，普鲁士已经再次崛起，成为莱茵河流域的主宰。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和多瑙河两岸重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度重获自由的波兰再度雌伏于俄国大军的铁蹄之下，亚历山大一世甚至狂妄地宣称：“我有20万军队在波兰，谁来试试把我赶走吧！”与上述三大陆军强国相比，英国在欧洲大陆仅有区区3万人马。显然要维持欧洲的和平，一个富庶而强大的法国将是无可替代的基石。

1815年11月20日，路易十八代表法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腥风血雨至此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外交战场上无形的较量却始终延续着，打着主权平等的幌子，英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长效性的国际会议机制来解决欧洲的各种分歧。

仅从形式上来说，英国的建议的确得到了尊重，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欧洲列强们五度聚首，但是会议的质量却是每况愈下，舞会和沙龙倒是一次都不能少。与英国所提倡的“集体协调”制度相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招数更为传统和直接，利用盘桓于维也纳的机会，这位沙俄雄主暗中串联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执意打造一个肆意欺凌弱小的军事同盟。为了彰显自身所代表的正义性，这个完全秉承弱肉强食原则的组织打造了一个“君权神授”的金字招牌。

俄、奥、普三家联合坐庄的“神圣同盟”，在成立之初可谓风生水起，包括路易十八在内的欧洲各国君主无不表达希望加入的殷切之意。唯有以摄政王名义执掌英国的乔治四世，对手持牛耳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心怀怨愤。英国政府虽然在外交上对“神圣同盟”表示了支持和欢迎，还是不断揶揄“神圣同盟”诸国专制、保守，远不如英国国会政治的开明、民主。

英国国内的局势虽然略显动荡，但相较于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而言却堪称一方净土。由于母国被拿破仑攻占，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孤悬南美的一干殖民地自1808年开始便躁动不安，北起墨西哥、南至阿根廷，羽翼丰满的种植园主和富有政治野心的宗教人士纷纷揭竿而起。

不甘失去海外殖民版图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重新君临马德里之后便首先向“神圣同盟”求援。以“神圣同盟”所拥有的强大力量，要扑灭玻利瓦尔等一干南美起义军并非难事，但是要越过辽阔的大西洋，“神圣同盟”必须先征得英国的首肯和支持。

可惜的是英国人根本不关心西班牙在南美洲统治的延续问题，在伦敦方面的眼中，安第斯山脉周边所诞生的一干共和国虽不稳定，却是独立的贸易伙伴。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当地的贸易额陡增了两倍便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1818年展开的亚琛会议上，英国代表不仅明确拒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联合出兵南美的计划，更提出以英国海军为骨干组建欧洲联合海军的反建议。

在英俄各持立场的情况下，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首次集体协商不欢而散。与此同时，一度兵败流亡牙买加的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东山再起，另一南美起义军领袖圣马丁也率军翻越安第斯山脉，在智利颠覆了西班牙的统治。

南美战场不断丧师失地，令西班牙国内的政局也随之动荡。1820年1月曾与威灵顿并肩将拿破仑帝国军赶走的西班牙各路“草头王”，聚集于加的斯举起叛旗，随即攻陷马德里，逼迫下山摘桃的国王斐迪南七世恢复拿破仑占领时期所颁布的《1812年宪法》。身材矮小臃肿的斐迪南七世向来没有“天子死社稷”的勇气，他一边与各路叛军虚与委蛇，一边再度向“神圣同盟”告急。

南美洲的独立热潮掀起了欧洲动荡的序幕

眼见西班牙立宪革命的烽火大有蔓延到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地区之趋势，俄、普、奥三国一致力主出兵镇压，英国起初担心传统盟友葡萄牙会被这场浩劫卷走，但是眼见巴西在独立后拥戴葡萄牙亲王佩雷罗为帝，便随即跳转到“神圣同盟”的对立面，最终在1820年特拉波会议之上，英国再度重申任何国家无权干预他国内政。维也纳会议以来的貌合神离至此算是彻底走向了决裂。

1821年召开的莱柏克会议，英国政府仅派一名观察员出席。而伦敦方面之所以没有完全退出，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该年3月由沙俄支持的希腊民族主义团体“友谊社”在当地点燃了独立运动的烽火。奥斯曼土耳其鲸吞整个巴尔干半岛已有近400年的历史，虽然谈不上长治久安，但也成功地将其建设成深入欧洲的军营和桥头堡。为了拔除这颗钉子，欧洲各国可谓前赴后继,最终自诩为东罗马帝国后裔的沙俄帝国通过延续两个世纪的俄土战争，将奥斯曼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压缩到了普鲁特河以南。

尽管经历了拿破仑入侵之后的沙俄帝国元气未复，但是煽动南斯拉夫兄弟在巴尔干的独立热情，却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乐见其成的。1815年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虽然由于南斯拉夫人固有的内部矛盾，这次起义最终被土耳其军队镇压，但是塞尔维亚最终以土耳其卫星国的身份获得了独立。邻近的希腊人眼见于此，自然备受鼓舞。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在俄国的支持下大半个希腊成为阳光明媚的“独立区”。

反映希腊独立战争的宗教油画

眼见土耳其在希腊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由俄国牵头，1822年欧洲五大列强在维罗纳召开了最后一次协调会议。英国政府虽然高调派出了威灵顿公爵作为代表，但立场却依旧是不主张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而奥地利由于担心希腊独立会引发其统治下的各民族骚动，也反对俄国直接出兵希腊。最终维罗纳会议虽然通过决议，由法国出兵西班牙帮助斐迪南七世夺回权力，但会后英国政府却彻底中断了与“神圣同盟”的交涉，时任英国外务大臣的乔治·坎宁称自己的这一政策为“光荣孤立”。

英国自诩的高姿态与其说是真的淡然事外，不如说是韬光养晦、布局长远。数万法国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引来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高度重视。1823年12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门罗发表了著名的门罗宣言，正式警告欧洲列强不要将干涉的长臂伸向西班牙在南美纷纷独立的殖民地。

英国外务大臣乔治·坎宁虽然撰文表示：“美国公开要求成为全美联盟的首领，并利用这个联盟反对欧洲(也包括英国)。这个要求同我们的利益不一致，也不是我们能够支持或容忍的。”但其笔锋一转，却又宣称：“抽象地驳斥这个要求毫无益处。”在英美联手上演的这场双簧之中，斐迪南七世虽然成功延续了波旁家族在西班牙的统治，却永远地失去了南美大陆四大总督区。

发表《门罗宣言》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

与南美洲欢庆独立的新兴政权相比，欧洲一隅的希腊则只能用命运多舛来形容。1823年，在土耳其人几乎已经准备放弃的时候，希腊各路义军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内讧和火并。这其中固然有希腊起义军之中各山头的倾轧，但也不乏欧洲列强的背后推动，1823年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带着他刚刚写完第16章的长诗《唐璜》，从意大利来到了希腊。

拜伦才华横溢，更富有独立、叛逆、勇于抗争的骑士精神，但是他在抵达希腊五个月之后便成为独当一面的希腊起义军领袖，却不能不归功于希腊上下对强大英国的仰望。可惜的是拜伦还未来得及在战场上一展拳脚，便死于淋雨所引发的肺炎。

在希腊各条战线都陷于胶着状态之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第30任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重整旗鼓，邀请埃及拥兵自重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加入镇压希腊独立的战团。穆罕默德·阿里出生于希腊，作为一名土耳其外籍军团的将领，他在埃及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拿破仑的东征。在金字塔战役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败涂地，不仅令阿里清晰地看到了传统马穆鲁克军团的没落，更对西方先进的军事体系趋之若鹜。

1811年，大权在握的阿里清洗了埃及境内的马穆鲁克这一传统的军事贵族，代之以由法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平民。尽管这支部队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军队仍有不小的差距，但就是这样一支画虎类犬的西式“新军”，仍令阿里在北非独步天下，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在希腊连战皆北之时，阿里悄然征服了尼罗河上游的大片领土，在蓝、白尼罗河的交汇处建立了名为喀土穆的要塞，这座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大象之鼻”的城市，日后成为苏丹共和国的首都。

一代枭雄穆罕默德·阿里

1825年2月24日，穆罕默德·阿里麾下精锐的埃及海陆军在希腊南部登陆，这支生力军的出现随即扭转了整个战局。四个月之后希腊起义军的领袖们便只能逃亡于英国海军的战舰之上，整个希腊再度笼罩在星月战旗的阴影之下。事态进展到这一步，作为推动希腊独立的俄国自然无法坐视。而身为英国外务大臣的坎宁则竭力希望避免俄国独吞希腊。一番折冲樽俎之后，1827年7月6日，英、法、俄三国联合签署《伦敦条约》，要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无条件撤出希腊，在马哈茂德二世拒绝这一最后通牒之后，三国联合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向希腊沿海。

应该说自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与西方世界的海战中几乎没有胜绩。穆罕默德·阿里力劝自己名义上的领导马哈茂德二世接受西方的要求，或将舰队撤离希腊暂避其锋。但是马哈茂德二世自认集结于纳瓦里诺湾的己方舰队数量远胜对手，且有陆军炮兵的掩护，决定奋力一战。可惜的是奥斯曼土耳其海军数量虽多，但其主力战舰不过是一些近海航行的三桅炮舰，火力和吨位均无法与西方强大的战列舰相抗衡。尽管英国海军在战斗中有意保存实力，但俄国舰队的穷追猛打还是轻松地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舰队大多击沉于港内。

纳瓦里诺湾海战

纳瓦里诺湾海战的结果传回伦敦，英国政府在大感失望之余，迁怒于其舰队司令爱德华·科德林顿。这位尽职尽责的海军将领此后不仅升迁无望，更不得不费尽口舌为自己辩解。事实上科德林顿已经在海上中竭尽所能为英国谋划，他让法国舰队打头阵，英国海军居中，俄国舰队最后杀入战场。面对土耳其人疯狂的炮火，俄国海军同样承受了不小的损失，战舰“亚速号”和“汉古特号”一度遭遇重创、动弹不得。或许对于海战的结果，科德林顿只能感叹：“不是英军不狡猾，都怪土耳其人不给力。”

无论如何，纳瓦里诺湾的炮声已经宣告了西方列强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决裂，如果要争取独立后的希腊站在自己这一边，那么英国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但堪称英国军队灵魂人物的威灵顿公爵却及时提醒了国王乔治四世，爱尔兰地区正酝酿着一场可怕的暴乱。英国政府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

威灵顿公爵的提醒并非空穴来风，爱尔兰地区天主教徒和英国新教徒之间在信仰和利益上的矛盾经过岁月的积累，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为今之计，只有在政策层面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更多的让步，才能避免一场内战。

第三节 水手和国王

英国的爱尔兰问题，表面上看缘于自中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的教派对立。但究其根本还是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以来，涌入当地的英国移民与爱尔兰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纠葛。这也就解释了身为新教徒的威灵顿公爵在这个问题上格外起劲，因为他也是一个爱尔兰人。

出将入相的威灵顿公爵

对于威灵顿表现出的种种向爱尔兰倾斜的政治姿态，乔治四世起初还想以君权施压，但在近侍一句 “他连拿破仑都不怕，就别指望他能怕您”的规劝之下，乔治四世还是不得不对威灵顿言听计从，毕竟这位功勋老将身后矗立着的是英国陆军。

1828年1月9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乔治四世不得不在温莎堡召见威灵顿公爵，提议由其出任首相。威灵顿虽然自称这是一项“既没有受过训练，又不喜欢的工作”，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很快便以爱尔兰新教贵族和军队灵魂人物的身份接手英国议会的日常工作。

对于一位传奇英雄上台组阁，英国民众起初表示欢迎，但随着大批威灵顿昔日部下进入政府任职，以及他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种种政治优待，很快便让其失去了伦敦市民的支持，他宅邸的窗户时常被反对者投掷的砖石砸烂，为此威灵顿公爵只能装上铁制的百叶窗来减轻损失。这也为其赢得了“铁公爵”（Iron Duke）的诨号。

威灵顿公爵上台执政，对于乔治四世来说多少是一种解脱。权力的巅峰有时也和婚姻一样，是一座进去之后便时刻想要逃离的围城。日益衰弱的身体，令乔治四世不得不考虑王位传承的问题。按照当时欧洲王室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位顺序，膝下没有合法子嗣的乔治四世本应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弗雷德里克，但弗雷德里克在1827年已然去世，而威廉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且同样膝下无子。于是英国国王的冠冕很可能会传到在王室中口碑极差的恩斯特·奥古都斯的手中。

恩斯特之所以在英国王室不受待见，主要缘于已经驾鹤西去的乔治三世。1791年，鉴于欧洲大陆日益紧张的局势，乔治三世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恩斯特和阿道弗斯派往汉诺威的军中效力。

恩斯特虽然先天近视，但因为在两军阵前身先士卒，而深得军心。但在王室内部，他却一度声名狼藉。究其原因，除了有关其残忍好杀、与妹妹索菲亚公主乱伦通奸的传闻之外，主要还在于其对英国政治事务的保守态度。特别是其反对威灵顿公爵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政治优待的言论，令英国国内对其未来接掌国家充满了悲观的预期。

为了堵住恩斯特的登基之路，乔治四世不得不在其子侄中寻觅继承人。而由于他与弗雷德里克、威廉均没有合法的子嗣，爱德华的独女维多利亚便成了英国王室新生代中唯一的希望。而为了亲自检验维多利亚的教育情况，1828年，乔治四世于温莎堡召见了维多利亚。

后世诸多有关维多利亚的传记之中，均对这场会晤进行极尽倾向性的描写。乔治四世被描述成一个“头戴假发、面目浮肿、体态肥胖，四周围绕着珠光宝气的情妇与炫耀自得的浅薄大臣”的年迈浪子，甚至连他对侄女维多利亚的第一句话也是颇为轻蔑的“把你的小爪子伸过来给我”。而年仅七岁的维多利亚却应对自若，以至于“她的纤纤素手传递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气息”。

童年的维多利亚公主

但总体来说，维多利亚的这次温莎堡之旅还是充满了温馨的亲情，乔治四世邀请维多利亚与之同行，泛舟于美丽的弗吉尼亚湖上。为了彰显王室威仪，乔治四世令随行画舫上的乐队演奏，并将点曲的权利让给了维多利亚。“《天佑吾王》，陛下。”维多利亚得体的回答随即引来随行人员的交口称赞。而在后世不断的神化之中，此举被认为是这位未来女王长袖善舞的外交手腕的体现。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年幼的维多利亚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意识，她的一言一行均是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玛丽的投影。

在自己的丈夫——爱德华死后，二度守寡的肯特公爵夫人玛丽本应离开英国，回到自己的故乡——德意志。毕竟区区6000英镑的年俸并不足以支撑玛丽一家在英国的生活，而玛丽本人也与英国贵族圈格格不入，她本人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

但对权力的渴望却使玛丽最终选择坚守在肯辛顿宫。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条角逐王冠的道路上她并非一个人在战斗。作为玛丽的弟弟，乔治四世的前驸马利奥波德很早便意识到年幼的维多利亚有君临英伦的可能，因此慷慨地每年拿出3000英镑资助玛丽一家，正是因为有了这笔额外的收入，玛丽可以放手在英国政坛接手自己第二任丈夫的政治版图。

悉心照料女儿的肯特公爵夫人

1821年威廉的第二个孩子在出生仅三个月之后便宣告夭折的消息传来，促使更多的英国政治人物将目光转向肯辛顿宫的玛丽母女，而玛丽也适时地迎合英国国内的政治浪潮，宣称自己信奉“人民的自由”。一时间肯辛顿宫逐渐成为主张改革的辉格党人的重要政治据点。

当然玛丽也深知自己的言行并不能真正影响英国的政局，她之所以能够一度呼风唤雨，无非是打着自己女儿的招牌。因此为了约束据说从小便颇为顽劣，谁的话都不听的维多利亚，1826年，玛丽聘请了来自汉诺威的家庭女教师乔安娜·克拉拉·路易斯·莱森，专职管教年仅五岁的维多利亚。

后世的诸多有关维多利亚童年的坊间传闻，基本上都竭力塑造这位女王从小便诚实、勇敢、心灵手巧的形象，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维多利亚在玩布娃娃的时候，都要将所有的玩具仔细编目登记，不能乱丢乱甩，更不能把名字、位置搞混，一切都显得那么严谨而周密。但从一个孩童的天性来看，维多利亚此举与其说是管理天赋，不如说是在母亲和家庭教师的高压之下所形成的惯性。

除了对维多利亚的日常行为进行严格管束之外，玛丽还长期严禁自己的女儿与其叔伯们接触。因为在她看来，这样会令维多利亚对这些跋扈的英国王室成员产生依赖之情。相反作为维多利亚的舅舅，玛丽的弟弟利奥波德却时常出现在肯辛顿宫中。

幼小的维多利亚更将离开单调的肯辛顿到克莱尔蒙特的舅舅家去视为自己童年的最大乐趣，她日后回忆道：“他（利奥波德）是我的第二个父亲——甚至是我唯一的父亲。”当然此时的维多利亚并不清楚，真正可以被称为她“第二个父亲”的应该是肯辛顿宫的总管——约翰·康罗伊。作为拿破仑战争时代的英国炮兵大尉，康罗伊自1820年进入肯辛顿宫以来，便深受玛丽的信赖，两人很快便发展成了情人关系。而这位总管的个人政治野心也很快便随着玛丽母女地位的提升而膨胀。

肯辛顿宫总管约翰·康罗伊

1830年6月26日，乔治四世病逝于温莎堡中。在这位享年67岁的君王最后的岁月里，他饱受痛风、动脉硬化、白内障以及家族遗传的卟啉症的困扰。据说他往往要花一整天在床上休养，有时更因为气促导致半窒息。有的记载还指他临终前出现精神异常，但程度远较其父乔治三世轻微，他曾宣称是自己指挥了滑铁卢战役，此举可能是老年痴呆，但也不排除是刻意在与执政的威灵顿公爵斗气。

总之，乔治四世这位曾经风流倜傥的“欧洲第一绅士”，最终因臃肿不堪而不愿在公开场合过多露面，而民众对于其穷奢极欲的人生也缺乏同情。《泰晤士报》甚至在其驾崩后，得出以下评价：“世上未曾有人像这位国王，死时得不到人民的惋惜。试问有谁为他落泪？有哪颗心为他悸动，勾起真挚的哀思？如果他试过有朋友——一位不论来自任何阶层的挚友——我们要严正表示，他或她的名字根本从未为我们所知。”

但这份刻薄的讣告并不能代表官方的态度，威灵顿公爵在上议院宣读悼词时，对乔治四世的知识和才华大加赞赏，称其“集才华、机智、幽默、固执和予人好感等特质于一身”。但无论如何，乔治四世的病逝宣告了汉诺威王朝一个时代的终结。

按照王室继承顺序，威廉入主白金汉宫，是为威廉四世（William IV）。由于常年征战于海上，威廉四世对宫廷和外交礼仪可谓一窍不通。他常常喋喋不休，使大臣们十分难堪，在公共场合上说出蠢话更令英国政府的形象蒙羞。在一次为内阁大臣和外国使节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他像海员一样粗鲁地祝酒，还说：“居心不良者可耻。”令在场的人感到十分尴尬。

讽刺乔治四世晚年生活的政治漫画

当他说完坐下时，一位客人向法国大使塔列朗问道：“尊意如何？”“妙哉！”外交“老油条”塔列朗毫无表情地回答道。甚至在普通民众之中，威廉四世粗鲁的举止也饱受诟病，在一次出巡的过程中，他从御辇的窗子向外吐了一口痰，人群里立刻有人以责备的口吻说：“如果乔治四世活着，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正是由于这些言行，威廉四世一度在国内被戏称为“水手国王”。

不过威廉四世虽然不具备其父兄的声望和个人魅力，但并不代表他缺乏政治智慧。在其即位之前，很多人都认定曾被威灵顿公爵撤去海军大臣职务的威廉四世上台之后，会改组威灵顿内阁，但事实上威廉四世登基后，对威灵顿颇为尊重，不仅保留了其首相之位，更没有对内阁事务横加干涉。

对此，威灵顿事后回忆说：“国王（威廉四世）从登基到崩殂对我的恩宠实在是无以复加，而我在国王即位之前将他赶下海军大臣职位的无情手段也可谓举世无双，可他对此并无怨意。”不过威廉四世之所以宽大为怀，主要是因为汹涌的革命波涛即将席卷而来。1830年7月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在拿破仑战争之前便气数已尽的波旁王朝，因为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而被民众推翻，消息尚未传过英吉利海峡，便率先在法国的邻邦——尼德兰王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1815年击败拿破仑之后，在英国的授意之下，荷兰吞并比利时、卢森堡等邻国组建了尼德兰王国。但此时的欧洲各国的民族情绪早已为法国大革命所点燃，比利时与荷兰在语言、宗教和贸易利益方面均存在着天壤之别，在强权支配之下的这次“联姻”从一开始便注定无法幸福长久。

威廉四世登基时的画像

在法国的怂恿之下，比利时人要求自治，进而要求独立。而并不愿意放弃以荷兰为代理人控制西北欧的英国，此时国内也不断出现强势干涉比利时独立倾向的呼声。所有人的目光此刻均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威灵顿的身上。

威灵顿久经沙场，在军中威望颇高。如果由其振臂一呼，英国军队重返比利时自然并非难事。但这位“铁公爵”此时却表现得格外冷静和克制，因为亲身经历过西班牙人反法大起义的他，深知民众崛起的力量并非任何军事强国所能遏制。最终英国政府的应对之道是，准许比利时人独立，但必须在其所选派的国王领导之下，而这位近代比利时的开国君主，正是维多利亚的舅舅——利奥波德。英国政府之所以挑选他出任比利时国王，固然有考虑到其家族在中欧地区影响力的成分，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汉诺威王朝正努力削除维多利亚母系亲属对这位未来女王的政治影响力，毕竟此时英国国会已经明确了维多利亚的王位继承人身份，并将其家庭的年俸提高至每年2.2万英镑。但被加封为“威尔士亲王母后”的玛丽并没有就此满足，在肯辛顿宫总管兼情人约翰·康罗伊爵士的怂恿之下，玛丽带着维多利亚开始了在英国各地的巡游。

地方官员的阿谀奉迎和民众的夹道相迎，令身着曳地长裙的玛丽忘乎所以，频频用她那带有德国口音的英语高声朗读约翰·康罗伊事先为其草拟的演讲稿。其所乘坐的游艇通过索伦特海峡之时，玛丽甚至要求所过之处的所有英国战舰和要塞都必须鸣放礼炮，俨然即将成为女王的是她而并非其身旁的维多利亚。

著名油画《自由领导人民》反映的就是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

威廉四世在温莎堡中看到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后，大发雷霆。为此，他甚至亲自发布一道特别的枢密院令，禁止任何船只为向王室成员致敬而施放礼炮，除非乘坐该船的是当朝君王或王后。而为了防止外放为比利时国王的利奥波德这个“外戚”成为玛丽的强援，威廉四世也不失时机地在其后院比利时点了一把火。

1830年10月27日，就在比利时人宣布独立的第23天，驻守比利时最大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的荷兰军队在大卫·亨德里克·沙赛将军的指挥下对该城进行了炮击。一时间比利时与荷兰之间的外交关系降到冰点，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但威廉四世显然小看了利奥波德这个前侄女婿。

利奥波德加冕为比利时国王的场景

利奥波德一方面以退为进拒绝前往比利时就职，另一方面却积极地与法国新任国王路易·菲利普接洽，谋求法国对比利时独立的支持。眼见自己一手扶持的比利时王国即将倒向宿敌法国，威廉四世颇不冷静，授意与其同名的荷兰国王威廉一世于1831年8月2日挥师杀入比利时，法国军队也随即越过边境，两国军队在比利时境内展开对峙。此时威廉四世才意识到自己所要面对的将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战局，而英国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并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武力后盾。

1830年11月，威灵顿内阁由于长期反对议会改革而在选举中落败，威廉四世被迫同意辉格党党魁查尔斯·格雷上台组阁。查尔斯·格雷是英国政坛历史悠久的在野反对派党人，其代表辉格党利益与效忠王室的托利党作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乔治三世当政时期。但事实证明一个合格的反对党领袖未必就是一个称职的首相。

格雷上台之后启动的议会选举改革，既得不到托利党人的认可，也在辉格党内部招来了反对之声。而就在两党于议会针对改革选举法案反复拉锯之际，英格兰中部发生大规模骚乱。尽管对新的选举法并不太清楚，但民众还是在各类报纸的煽动下走上街头，宣泄自己的不满。

无奈之下，威廉四世只能出面支持格雷的改革草案，而正是在这场围绕议会席位的政治博弈之中，一批未来执掌英格兰的年轻政客脱颖而出，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从托利党转投辉格党阵营的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今天的威灵顿宅邸

帕麦斯顿子爵与威灵顿公爵有着相似的出身，两人均来自爱尔兰，均在拿破仑战争中参与过多场著名的战役，并在战后相对长一段时间里持保守主义的政治姿态。但威灵顿公爵上台组阁之后，帕麦斯顿子爵却迅速转投辉格党阵营。帕麦斯顿子爵此举并非与威灵顿公爵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其敏锐地预见到了代表地主阶层的托利党无可避免的没落。

这种功利压倒传统封建道德的政治手腕，也令帕麦斯顿子爵在外交领域长袖善舞。1833年由其主持的伦敦和会，以英国无情出卖荷兰的利益而告终。英国政府不仅再度支持比利时独立，还出动舰队配合法国海军，围攻安特卫普，逼迫跋扈的荷兰将军沙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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